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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仲裁制度作用,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

时间: 2016-01-13

发挥仲裁制度作用,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

青岛仲裁委员会   田有赫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新中国建国以来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体制已经瓦解,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兴体制尚在培育之中。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社会矛盾也骤然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民商事纠纷转变成人民法院的民商事案件,导致人民法院出现了所谓的“诉讼爆炸”。以2011年为例,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统计[①],当年1-12月全国法院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7596116件,审结案件7534955件,同比分别上升8.53%和7.3%,未结案487382件,同比上升14.32%。其中,民商事收案6614049件,审结6558621件,同比分别上升8.59%和7.3%,未结案448587件,同比上升14.07%。民商事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为3333595件,结案3286997件。而且这个上升趋势已经持续多年[②]。这样巨大的案件压力对人民法院司法管理是严峻的考验。

导致人民法院案件激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③]:一是特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集中迸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冲突规则的欠缺与失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出现,司法审判作为法治背景下社会纠纷的核心解决途径自然会有明显体现。二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极大觉醒,司法途径已经成为多数人权利救济的第一选择。三是相对于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而言,人民法院规模的扩充却严重滞后。当然,我国人民法院法官专业素养的限制导致案件审理的效率、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也减缓了矛盾化解的速度,未结案件的大幅上升即与人民法院的规模和法官素养有关。

面对这样的现实,从我们当前转型期社会现实出发来研究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的相关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支独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开始有针对性地将研究和出台纠纷解决机制分流途径,即将部分民商事案件从人民法院司法审判这条独木桥上引导到别的途径去。在各方的努力下,目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已开始了与诉讼的良好衔接。2007年中央政法委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等共同参与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启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建立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列为年度改革项目,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2009年《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将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健全“司法为民”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建立“党[分页]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各类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进行了规范,扩大了赋予合同效力的调解协议的范围,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这些对于充分发挥各方面主观能动性、减缓案件急剧增加的压力都产生了积极效果。

然而,面对纠纷数量的激增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新需求,人民法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仲裁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本文将从如何更好地发挥仲裁机构的作用为出发点,探讨优化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问题。

作为一种与诉讼并行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按照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仲裁是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司法机关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决以结束争议的一种制度[④]。在西方法治国家,社会仲裁机构十分发达,仲裁被视为是法治国家重要的争议解决机制。以瑞典为例,早在1359年就有一个地方法典把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列入其法令条例中,1669年瑞典通过立法赋予了仲裁裁决书司法上的强制执行力;1887年,又通过了第一部《瑞典仲裁法》。现在瑞典的民事纠纷,95%都是通过调解或仲裁解决的,只有5%的纠纷由法院判决,由此即可看出仲裁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力[⑤]。我国的仲裁原来分为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两部分,国际仲裁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成立;1958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成为缔约国之一[⑥]。此后直到1995年,我国仅有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1959年成立的海事仲裁委员会两家仲裁机构作为现代商事仲裁机构,受理涉外案件。国内经济纠纷的仲裁同期则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一直是行政仲裁:先是1970年代前规定由各级经济委员会仲裁经济纠纷,1970年代后又规定经济委员会或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并且是作为提起诉讼的前提,1980年代又实施“又裁又审”,仲裁不再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但不服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裁决仍然可以向法院起诉[⑦]。自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后,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

仲裁制度具有不同于诉讼制度的明显特点。通说认为[⑧],仲裁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充分的意思自治:仲裁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可以自行挑选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语言以及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还可以就开庭审理、证据提交和意见陈述等事项达成协议,以设计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二是一裁终局,即[分页]当事人选定仲裁方式后,案件就只能由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处理并且是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像法院一样还有法定的上级审来救济。三是保密。相比于法院的“以公开审理为主而以不公开审理为例外”的原则,除非双方当事人要求,否则仲裁过程和结果都不公开。这有助于当事人保守其商誉、商业秘密以及愿意保密的任何内容。四是专家裁案。相比于法院的“一把钥匙开所有锁”,仲裁案件的审理通常是由对案件所涉领域极为熟悉的专家来进行的,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五是低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也被称为“便宜快捷”。六是涉外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相比于法院判决的域外效力必须以司法协助条约的存在为前提,仲裁裁决可称为无前提——当仲裁裁决需要别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时,各国法院已经很少会以不可仲裁事项或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更不用说其它理由),去拒绝承认与执行一项国际仲裁裁决。笔者认为,仲裁的核心特点在于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而是要正确适用更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和商业惯例,使得实体处理结果更灵活、更符合商人的特殊需求。《仲裁法》第7条规定的原则就是“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这是有别于诉讼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才是仲裁制度独特的价值所在,也是仲裁制度能够为大多数商事主体接受并使得自身得以发展的原因。

仲裁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和公平、高效、简便的处理方式及裁决结果与法院判决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这些共同构成了仲裁制度的巨大优势,因而受到市场主体的欢迎,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仲裁的首要作用,是作为重要的非诉讼方式解决商事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仲裁是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公正地解决各类民商事经济争议的有效法律手段。现代仲裁制度最初是顺应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商事纠纷的多发性、专业性以及私密性等特点,决定了诉讼解决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各种商事主体的需要;现代司法资源的有限配置也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流案件。仲裁解决纠纷,不仅社会成本低廉,而且避免了司法的责任和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通常情况下,仲裁工作开展得越好,这种作用就越大。尤其重要的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法院的判决未必能够得到执行,这种情况下就更可以看出仲裁在解决商事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完善的仲裁体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仲裁法》的实施,是我国仲裁制度朝着与国际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接轨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商事主体通常对不同的国家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缺乏了解,常常会有各种担心,例如一旦发生纠纷,法院会不会基于意识形态、国情的考虑而作出对己特别不利的结果,以及所在国的特殊诉讼制度可能对外来投资者保护不足等等。而按照《仲裁法》所确立的现代商事仲裁理念,专业的仲裁员会大胆吸收国际商事仲裁的规则、惯例和经验,根据实际灵活地处理案件。仲裁处理案件便捷、高效的特[分页]点,可以为当事人节省人力、财力以及时间,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快节奏的现实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投资环境的改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仲裁对于培养契约意识、契约履行意识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制度,仲裁特别是国际仲裁是国内商事主体必须经常应对的问题。由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尚短,因此商事主体普遍欠缺“契约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履行契约应保留书面证据”等常识性意识,因此在国际仲裁中常常需要支付极为高昂的费用且常常败诉[⑨]。第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仲裁通过对商事纠纷的裁决,在化解具体商事纠纷这一矛盾的同时,起着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各种作用。

仲裁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授权,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仲裁行使的是私权处分权。社会上产生的纠纷多种多样,诉讼繁琐的程序、公开的方式以及较低的效率决定了有些纠纷不宜用诉讼方式解决,特别是一些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纠纷通常不适用于诉讼的方式。仲裁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能够结合市场经济主体民事经济纠纷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纠纷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找准最符合双方利益要求的方案作为解决矛盾的切入点,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矛盾,具有广泛的市场适应性、契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纠纷带来的负面作用[⑩]。

仲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已为各界共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的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1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希望于某一种方式(常见的是诉讼方式)并将其绝对化,而是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仲裁正是这样的主要机制。笔者认为,仲裁是能够满足民商事主体特别是商事主体特殊需要的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旦充分发挥其作用,必将极大地减轻人民法院因诉讼案件过多带来的巨大压力。

虽然我国的《仲裁法》1995年才颁行,新的仲裁制度的全面推行才17年的时间,但仲裁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全国215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88473件,比2010年增加9550件,增长率为12.1%。案件标的总额达到1133亿元,比2011年增加201亿元,增长率为21.6%[12]。虽然受理案件数量只占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一审案件总数的2.65%,但毕竟已经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了。当然,要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前述的瑞典只有5%的案件由法院审理)还有极其巨大的差距,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仲裁有极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分页]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巨大的案件数量为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造成了极大困难,不断攀升的纠纷数量形成了极差的法院外围环境。“司法资源稀缺性”与“司法需求急增”之间的矛盾使得人民法院的管理者和法官疲于应付,根本无力腾出精力研究如何更好地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甚至面临连内部案件管理中的审限管理、结案率管理都差强人意的境地。所以,实践中超审限案件成为常态、未结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这样的难堪局面也就难以避免。

人民法院固然可以借鉴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从改革诉讼与审判制度、改革法官的工作方式和司法行政管理、使诉讼审判制度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等宏观方面入手来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但也可以从加强案件分流这样的微观方面来优化外在环境。当单一的程序设置在司法资源稀缺与诉讼需求暴涨的背景下无力平衡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个案绝对公正与(在全社会)公平分配司法资源之间的冲突时,一个相对简单但又合法合理的办法是,让当事人在多元机制中进行自愿选择,从而使诉讼程序的某些内在缺陷在当事人自主选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过滤,这一点在民事程序中尤其重要[13]。所以,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化、多元化,以仲裁等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来减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应当成为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还有助于因“司法正当程序”与“诉讼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而使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法治丧失信心、对现代民主主义观念出现动摇、对现代司法产生不信任。

通过仲裁途径分流案件,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随着仲裁队伍的发展和仲裁业务的拓展,相当多的仲裁委员会已经成功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依笔者亲自对山东省淄博仲裁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该仲裁委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行以仲裁调解的方式解决道路事故损害赔偿争议与纠纷;自2010年该仲裁委与该市交警支队研究确定成立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调解中心以来,当天结案率达到97%,99%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即清即结。预计2012年该委员会将会处结2000件以上道路事故损害赔偿争议与纠纷,占到全市范围内发生的道路事故损害事故的近半数。如果不是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这2000件基本上都会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因而淄博仲裁委员会的工作极大地减轻了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压力。像淄博仲裁委员会这样的有益尝试并非个例。如广州仲裁委员会与广州市司法局决定联合成立仲裁调解中心,在全市建立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相互衔接配合机制,作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有效补充[14]。这样充分发挥仲裁的作用并主要通过仲裁调解的业务拓展,切实为减轻人民法院审理相关类型案件的压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分页]

综上,从发挥仲裁的作用以减少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来优化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的角度看,其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仲裁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人民法院仍有相当部分工作要做:首先是通过财政体制的保障,使人民法院不因为受理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多少而对人民法院产生物质利益方面的影响;其次是人民法院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必须树立起支持仲裁的理念,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其三则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宣传工作(当然可以和当地仲裁机构携手进行),使人民法院对仲裁的支持(特别是在是否撤销仲裁裁决和是否执行仲裁裁决方面)能够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进而引导社会公众更多地选择仲裁解决纠纷。

仲裁作为一种富有成效地提供解决纠纷服务的新事业,其前景是广阔的,必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仅仅需要仲裁从业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的努力,也需要来自人民法院的强力支持。而人民法院通过支持仲裁发挥作用,一方面可以减轻审理案件的压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压力不像现在这样大的外围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研究改进司法职权配置。这注定是一个社会公众、人民法院、仲裁业多赢的结果。

(本文荣获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司法管理学”征文优秀奖)

[①] 《二○一一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201206/t20120628_17

7547.htm。

[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总数为855.5万件,2010年上升至1099.9万件,四年间上升28.5%,见《2006年-2010年审执结案件数量与法官人数走势情况》,见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201103/t20110324_19

082.htm。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还要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例如,2009年前9个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近30000件,平均每个法官要办180件案件;北京朝阳区法院的情况更糟,立案大厅总是人满为患,甚至还出现有人倒卖排队立案号的现象。参见《律师在仲裁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载王红松著《铸造公信力》,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41页。[分页]

[③]郑 毅《拓宽纠纷解决渠道 缓解法院审判压力》,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20日,第二版。

[④]参见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另参见《牛津法律词典》,arbitration条,Oxford Dictionary of Lo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1。

[⑤]贾倞:《国际商事仲裁的历史发展》,发布时间:2004年10月22日。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id/136799.shtml。

[⑥] 魏 婧:《国际仲裁应用中的问题》,载2010年7月5日《人民法院报》第七版。

[⑦]史飚:《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⑧]参见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47页。另见:张潇剑:《我国仲裁研究之动态——2010年中文期刊仲裁研究文章综述》,载《北京仲裁》第77辑(2011年第3辑),第3-4页。

[⑨]参见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仲裁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页。

[⑩]卜贵荣:《仲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如何争先创优》,发布时间:2011年11月8日,载贵州仲裁委员会网站:http://www.gyac.org.cn/show_zczln.aspx?id=35。

[11]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转引自: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1452。

[12] 《2012年全国仲裁工作座谈会纪要》,载沧州仲裁委员会官网,http://www.czzcwyh.com/zcdt/188221.shtml。

[13]郝银钟:《国际社会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走向》,《人民法院报》2008年3月20日理论与实践专版, 引自: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7780。

[14] 《关于建立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相互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广州市司法局穗司发〔2009〕97号文件,见:

http://www.gzsfj.gov.cn/zwgk/fggw/jfwj/t20100115_7

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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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仲裁制度作用,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

发表于: 20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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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仲裁委员会   田有赫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新中国建国以来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体制已经瓦解,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兴体制尚在培育之中。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社会矛盾也骤然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民商事纠纷转变成人民法院的民商事案件,导致人民法院出现了所谓的“诉讼爆炸”。以2011年为例,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统计[①],当年1-12月全国法院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7596116件,审结案件7534955件,同比分别上升8.53%和7.3%,未结案487382件,同比上升14.32%。其中,民商事收案6614049件,审结6558621件,同比分别上升8.59%和7.3%,未结案448587件,同比上升14.07%。民商事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为3333595件,结案3286997件。而且这个上升趋势已经持续多年[②]。这样巨大的案件压力对人民法院司法管理是严峻的考验。

导致人民法院案件激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③]:一是特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集中迸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冲突规则的欠缺与失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出现,司法审判作为法治背景下社会纠纷的核心解决途径自然会有明显体现。二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极大觉醒,司法途径已经成为多数人权利救济的第一选择。三是相对于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而言,人民法院规模的扩充却严重滞后。当然,我国人民法院法官专业素养的限制导致案件审理的效率、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也减缓了矛盾化解的速度,未结案件的大幅上升即与人民法院的规模和法官素养有关。

面对这样的现实,从我们当前转型期社会现实出发来研究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的相关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支独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开始有针对性地将研究和出台纠纷解决机制分流途径,即将部分民商事案件从人民法院司法审判这条独木桥上引导到别的途径去。在各方的努力下,目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已开始了与诉讼的良好衔接。2007年中央政法委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等共同参与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启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建立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列为年度改革项目,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2009年《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将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健全“司法为民”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建立“党[分页]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各类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进行了规范,扩大了赋予合同效力的调解协议的范围,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这些对于充分发挥各方面主观能动性、减缓案件急剧增加的压力都产生了积极效果。

然而,面对纠纷数量的激增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新需求,人民法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仲裁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本文将从如何更好地发挥仲裁机构的作用为出发点,探讨优化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问题。

作为一种与诉讼并行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按照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仲裁是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司法机关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决以结束争议的一种制度[④]。在西方法治国家,社会仲裁机构十分发达,仲裁被视为是法治国家重要的争议解决机制。以瑞典为例,早在1359年就有一个地方法典把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列入其法令条例中,1669年瑞典通过立法赋予了仲裁裁决书司法上的强制执行力;1887年,又通过了第一部《瑞典仲裁法》。现在瑞典的民事纠纷,95%都是通过调解或仲裁解决的,只有5%的纠纷由法院判决,由此即可看出仲裁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力[⑤]。我国的仲裁原来分为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两部分,国际仲裁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成立;1958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成为缔约国之一[⑥]。此后直到1995年,我国仅有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1959年成立的海事仲裁委员会两家仲裁机构作为现代商事仲裁机构,受理涉外案件。国内经济纠纷的仲裁同期则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一直是行政仲裁:先是1970年代前规定由各级经济委员会仲裁经济纠纷,1970年代后又规定经济委员会或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并且是作为提起诉讼的前提,1980年代又实施“又裁又审”,仲裁不再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但不服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裁决仍然可以向法院起诉[⑦]。自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后,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

仲裁制度具有不同于诉讼制度的明显特点。通说认为[⑧],仲裁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充分的意思自治:仲裁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可以自行挑选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语言以及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还可以就开庭审理、证据提交和意见陈述等事项达成协议,以设计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二是一裁终局,即[分页]当事人选定仲裁方式后,案件就只能由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处理并且是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像法院一样还有法定的上级审来救济。三是保密。相比于法院的“以公开审理为主而以不公开审理为例外”的原则,除非双方当事人要求,否则仲裁过程和结果都不公开。这有助于当事人保守其商誉、商业秘密以及愿意保密的任何内容。四是专家裁案。相比于法院的“一把钥匙开所有锁”,仲裁案件的审理通常是由对案件所涉领域极为熟悉的专家来进行的,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五是低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也被称为“便宜快捷”。六是涉外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相比于法院判决的域外效力必须以司法协助条约的存在为前提,仲裁裁决可称为无前提——当仲裁裁决需要别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时,各国法院已经很少会以不可仲裁事项或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更不用说其它理由),去拒绝承认与执行一项国际仲裁裁决。笔者认为,仲裁的核心特点在于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而是要正确适用更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和商业惯例,使得实体处理结果更灵活、更符合商人的特殊需求。《仲裁法》第7条规定的原则就是“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这是有别于诉讼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才是仲裁制度独特的价值所在,也是仲裁制度能够为大多数商事主体接受并使得自身得以发展的原因。

仲裁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和公平、高效、简便的处理方式及裁决结果与法院判决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这些共同构成了仲裁制度的巨大优势,因而受到市场主体的欢迎,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仲裁的首要作用,是作为重要的非诉讼方式解决商事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仲裁是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公正地解决各类民商事经济争议的有效法律手段。现代仲裁制度最初是顺应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商事纠纷的多发性、专业性以及私密性等特点,决定了诉讼解决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各种商事主体的需要;现代司法资源的有限配置也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流案件。仲裁解决纠纷,不仅社会成本低廉,而且避免了司法的责任和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通常情况下,仲裁工作开展得越好,这种作用就越大。尤其重要的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法院的判决未必能够得到执行,这种情况下就更可以看出仲裁在解决商事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完善的仲裁体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仲裁法》的实施,是我国仲裁制度朝着与国际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接轨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商事主体通常对不同的国家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缺乏了解,常常会有各种担心,例如一旦发生纠纷,法院会不会基于意识形态、国情的考虑而作出对己特别不利的结果,以及所在国的特殊诉讼制度可能对外来投资者保护不足等等。而按照《仲裁法》所确立的现代商事仲裁理念,专业的仲裁员会大胆吸收国际商事仲裁的规则、惯例和经验,根据实际灵活地处理案件。仲裁处理案件便捷、高效的特[分页]点,可以为当事人节省人力、财力以及时间,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快节奏的现实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投资环境的改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仲裁对于培养契约意识、契约履行意识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制度,仲裁特别是国际仲裁是国内商事主体必须经常应对的问题。由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尚短,因此商事主体普遍欠缺“契约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履行契约应保留书面证据”等常识性意识,因此在国际仲裁中常常需要支付极为高昂的费用且常常败诉[⑨]。第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仲裁通过对商事纠纷的裁决,在化解具体商事纠纷这一矛盾的同时,起着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各种作用。

仲裁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授权,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仲裁行使的是私权处分权。社会上产生的纠纷多种多样,诉讼繁琐的程序、公开的方式以及较低的效率决定了有些纠纷不宜用诉讼方式解决,特别是一些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纠纷通常不适用于诉讼的方式。仲裁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能够结合市场经济主体民事经济纠纷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纠纷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找准最符合双方利益要求的方案作为解决矛盾的切入点,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矛盾,具有广泛的市场适应性、契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纠纷带来的负面作用[⑩]。

仲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已为各界共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的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1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希望于某一种方式(常见的是诉讼方式)并将其绝对化,而是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仲裁正是这样的主要机制。笔者认为,仲裁是能够满足民商事主体特别是商事主体特殊需要的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旦充分发挥其作用,必将极大地减轻人民法院因诉讼案件过多带来的巨大压力。

虽然我国的《仲裁法》1995年才颁行,新的仲裁制度的全面推行才17年的时间,但仲裁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全国215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88473件,比2010年增加9550件,增长率为12.1%。案件标的总额达到1133亿元,比2011年增加201亿元,增长率为21.6%[12]。虽然受理案件数量只占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一审案件总数的2.65%,但毕竟已经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了。当然,要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前述的瑞典只有5%的案件由法院审理)还有极其巨大的差距,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仲裁有极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分页]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巨大的案件数量为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造成了极大困难,不断攀升的纠纷数量形成了极差的法院外围环境。“司法资源稀缺性”与“司法需求急增”之间的矛盾使得人民法院的管理者和法官疲于应付,根本无力腾出精力研究如何更好地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甚至面临连内部案件管理中的审限管理、结案率管理都差强人意的境地。所以,实践中超审限案件成为常态、未结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这样的难堪局面也就难以避免。

人民法院固然可以借鉴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从改革诉讼与审判制度、改革法官的工作方式和司法行政管理、使诉讼审判制度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等宏观方面入手来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但也可以从加强案件分流这样的微观方面来优化外在环境。当单一的程序设置在司法资源稀缺与诉讼需求暴涨的背景下无力平衡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个案绝对公正与(在全社会)公平分配司法资源之间的冲突时,一个相对简单但又合法合理的办法是,让当事人在多元机制中进行自愿选择,从而使诉讼程序的某些内在缺陷在当事人自主选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过滤,这一点在民事程序中尤其重要[13]。所以,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化、多元化,以仲裁等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来减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应当成为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还有助于因“司法正当程序”与“诉讼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而使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法治丧失信心、对现代民主主义观念出现动摇、对现代司法产生不信任。

通过仲裁途径分流案件,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随着仲裁队伍的发展和仲裁业务的拓展,相当多的仲裁委员会已经成功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依笔者亲自对山东省淄博仲裁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该仲裁委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行以仲裁调解的方式解决道路事故损害赔偿争议与纠纷;自2010年该仲裁委与该市交警支队研究确定成立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调解中心以来,当天结案率达到97%,99%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即清即结。预计2012年该委员会将会处结2000件以上道路事故损害赔偿争议与纠纷,占到全市范围内发生的道路事故损害事故的近半数。如果不是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这2000件基本上都会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因而淄博仲裁委员会的工作极大地减轻了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压力。像淄博仲裁委员会这样的有益尝试并非个例。如广州仲裁委员会与广州市司法局决定联合成立仲裁调解中心,在全市建立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相互衔接配合机制,作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有效补充[14]。这样充分发挥仲裁的作用并主要通过仲裁调解的业务拓展,切实为减轻人民法院审理相关类型案件的压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分页]

综上,从发挥仲裁的作用以减少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来优化人民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外围环境的角度看,其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仲裁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人民法院仍有相当部分工作要做:首先是通过财政体制的保障,使人民法院不因为受理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多少而对人民法院产生物质利益方面的影响;其次是人民法院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必须树立起支持仲裁的理念,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其三则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宣传工作(当然可以和当地仲裁机构携手进行),使人民法院对仲裁的支持(特别是在是否撤销仲裁裁决和是否执行仲裁裁决方面)能够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进而引导社会公众更多地选择仲裁解决纠纷。

仲裁作为一种富有成效地提供解决纠纷服务的新事业,其前景是广阔的,必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仅仅需要仲裁从业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的努力,也需要来自人民法院的强力支持。而人民法院通过支持仲裁发挥作用,一方面可以减轻审理案件的压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压力不像现在这样大的外围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研究改进司法职权配置。这注定是一个社会公众、人民法院、仲裁业多赢的结果。

(本文荣获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司法管理学”征文优秀奖)

[①] 《二○一一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201206/t20120628_17

7547.htm。

[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总数为855.5万件,2010年上升至1099.9万件,四年间上升28.5%,见《2006年-2010年审执结案件数量与法官人数走势情况》,见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201103/t20110324_19

082.htm。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还要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例如,2009年前9个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近30000件,平均每个法官要办180件案件;北京朝阳区法院的情况更糟,立案大厅总是人满为患,甚至还出现有人倒卖排队立案号的现象。参见《律师在仲裁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载王红松著《铸造公信力》,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41页。[分页]

[③]郑 毅《拓宽纠纷解决渠道 缓解法院审判压力》,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20日,第二版。

[④]参见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另参见《牛津法律词典》,arbitration条,Oxford Dictionary of Lo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1。

[⑤]贾倞:《国际商事仲裁的历史发展》,发布时间:2004年10月22日。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id/136799.shtml。

[⑥] 魏 婧:《国际仲裁应用中的问题》,载2010年7月5日《人民法院报》第七版。

[⑦]史飚:《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⑧]参见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47页。另见:张潇剑:《我国仲裁研究之动态——2010年中文期刊仲裁研究文章综述》,载《北京仲裁》第77辑(2011年第3辑),第3-4页。

[⑨]参见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仲裁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页。

[⑩]卜贵荣:《仲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如何争先创优》,发布时间:2011年11月8日,载贵州仲裁委员会网站:http://www.gyac.org.cn/show_zczln.aspx?id=35。

[11]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转引自: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1452。

[12] 《2012年全国仲裁工作座谈会纪要》,载沧州仲裁委员会官网,http://www.czzcwyh.com/zcdt/188221.shtml。

[13]郝银钟:《国际社会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走向》,《人民法院报》2008年3月20日理论与实践专版, 引自: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7780。

[14] 《关于建立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相互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广州市司法局穗司发〔2009〕97号文件,见:

http://www.gzsfj.gov.cn/zwgk/fggw/jfwj/t20100115_7

227.htm。